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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煦:重慶百年黨史的歷史貢獻

來源:七一客戶端    發布時間:2022-01-19 11:22    閱讀數: 655

編者按:在波瀾壯闊的百年黨史里,中國共產黨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作出了偉大的歷史貢獻。黨在重慶百年的歷史,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中華民族實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作出了重大貢獻。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深入了解重慶百年黨史的歷史貢獻,對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對重慶提出的營造良好政治生態,堅持“兩點”定位、“兩地”“兩高”目標,發揮“三個作用”和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等重要指示要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本期黨史故事推出《重慶百年黨史的歷史貢獻》,回顧、總結百年黨史在重慶留下的光輝足跡。

探索組織創建新路徑

豐富黨的地方組織創建歷史

創建于1926年2月的中共重慶地方執行委員會(簡稱中共重慶地委),是黨在西南地區成立最早的地方黨組織。

從共產主義先驅在重慶的活動,到“先建團再建黨”;從國共合作過程中會聚共產主義先進分子,到曲折探索中創建重慶地方黨組織,艱辛歷史進程體現了共產黨人在探索救國救民道路中的創新精神,印證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歷史的必然,同時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共產黨地方組織的創建歷史。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從1921年7月開始,鄧中夏、惲代英、蕭楚女、陳毅、張聞天等一批早期共產黨員先后來到重慶,掀起了馬克思主義在重慶傳播的熱潮,開啟了中國共產黨在重慶活動的歷史,但此時,黨的地方組織并未建立。

先建立黨組織,再在黨組織的領導下建立團的組織,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建立地方組織的普遍規律。但重慶的情況不一樣,是先建立團(原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改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地方組織,且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是“以團代黨”,發揮領導作用。

1922年4月,在上海加入團組織的四川留日學生唐伯焜,受中共中央領導人陳獨秀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委托,來到重慶籌建地方團組織。10月9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重慶地方執行委員會在重慶正式建立,周欽岳為首任書記。重慶地區自此有了團的地方組織。

在重慶黨組織的創建過程中,中國YC團(即中國青年共產黨,四川地區成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也產生過重要影響。1924年5月,因受到四川軍閥的迫害,中國YC團重要成員楊闇公、吳玉章、童庸生等從成都轉移至重慶繼續開展活動。此后,中國YC團成員在政治上發生分化,楊闇公、吳玉章等大多數成員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共產黨,為重慶黨組織的建立創造了條件。

隨著國共合作在重慶的深入推進,國民黨中央指派吳玉章到重慶改組四川省國民黨組織,同時在重慶開辦中法學校(今位于重慶市渝中區),培養革命骨干。1926年1月,以冉鈞為書記的中共重慶支部在中法學校成立,以鄒進賢為書記的中共綦江支部在綦江(今重慶市綦江區)成立,重慶地區最早的兩個基層黨組織就此誕生。

同月,楊闇公代表共青團重慶地委向中央匯報工作,要求在四川地區建立黨組織。經中央批準,2月底,中共重慶地委成立,楊闇公任書記。至此,經過曲折探索和艱辛努力,中國共產黨在重慶創建了地方組織,實現了黨對四川地區革命運動的統一領導,標志著重慶作為四川地區革命運動中心地位的確立,開啟了黨在西南地區領導人民開展革命斗爭的先河,擴大了黨在西南地區的影響。

開創統戰工作新格局

奠定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堅實基礎

抗戰時期,國共合作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除國民黨、共產黨外,其他中間勢力成為決定國共力量對比的關鍵。在此期間,中共中央南方局(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共中央設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秘密派出機構,以下簡稱南方局)堅決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在以重慶為中心的國民黨統治區,在團結爭取中間勢力的過程中,支持創建和發展民主黨派,與國民黨和其他黨派開展政治協商,開創了一條中國共產黨與多黨合作、開展政治協商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道路。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中國政治舞臺呈現出多股力量共存的局面。中國共產黨對中間勢力作出分析,認為:“在中國,這種中間勢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為我們同頑固派斗爭時決定勝負的因素?!?/span>

為此,黨中央提出“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要求,用以指導地方黨組織在國民黨統治區開展統戰(即統一戰線)工作。由此,南方局開始在國民黨統治區廣泛團結中間力量,并與之開展合作。

1941年3月,南方局支持促成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后改稱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在重慶成立。此后,在南方局的幫助下,在重慶,還成立了以國民黨民主分子為主體的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簡稱民聯),以民族工商界人士為主體的中國民主建國會(簡稱民建),以科技界進步人士為主體的民主科學座談會(抗戰勝利后在此基礎上組建九三學社)。民盟、民聯、民建、九三學社等中間黨派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成為國民黨統治區的重要政治力量。在中國共產黨的倡導下,各民主黨派積極參與,促成了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

南方局創造性地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在第二次國共合作過程中開創了“遇事協商”的政治實踐模式??箲饡r期,國共之間雖然實現了第二次合作,但一直沒有固定的合作組織形式。周恩來曾經向國民黨建議“遇事協商”,由此,“遇事協商”成為抗戰時期國共兩黨之間的主要合作和斗爭形式??箲饎倮?,為建立聯合政府,南方局主要領導人代表中國共產黨聯合各民主黨派與國民黨進行談判,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通過多次較為正式的座談協商、會議協商,將抗戰時期的“遇事協商”逐步發展成為各種政治力量共同參與的政治協商。

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開創了前所未有的多黨協商、民主議政的政治局面。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召開,為中國政治開辟了一條獨具特色的協商道路,其產生的作用及影響深遠。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成功召開,標志著100多年來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運動取得了歷史性的偉大勝利,標志著愛國統一戰線和全國人民大團結在組織上完全形成,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正式確立。

人民政協植根于中國歷史文化,產生于近代以來中國人民革命的偉大斗爭,發展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光輝實踐,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這是中國共產黨在百年的探索之中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歷史依據和歷史根源。

肩負重大歷史使命

鑄就黨的歷史上三座不朽的豐碑

重慶談判、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共中央派出的領導西南地區包括四川(1952年8月成立中共四川省委)、云南、貴州、西康(今已分別并入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區)四個省委和重慶市委工作的部門〕,在全黨歷史上有著崇高的地位,它們鑄就了黨的歷史上三座不朽的豐碑。

抗日戰爭時期,南方局高舉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在以重慶為中心的國民黨統治區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取得了全民族團結抗戰的偉大歷史功績,充分發揮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胡喬木先生指出:“沒有南方局在大后方進行的廣泛的統一戰線工作,就很難把當時在國民黨區域的各民主黨派和各方面人士團結在我們共產黨的周圍,后來我們建立新中國的情況就會不一樣,就沒有今天這樣的格局?!?/span>

抗戰勝利之初,為了中國的前途和命運,毛澤東親赴重慶與國民黨進行談判。關于重慶談判,毛澤東說:“這次談判是有收獲的。國民黨承認了和平團結的方針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權利,承認了避免內戰,兩黨和平合作建設新中國?!敝貞c談判推動了全國和平民主運動的發展,提升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地位和影響力,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共中央西南局堅決貫徹中央重大戰略部署,領導人民解放軍一舉推翻蔣介石集團在西南地區的反動統治,取得了解放大西南、和平解放西藏的重大勝利,推進了祖國大陸的統一。西南局為西南地區的政權建設、經濟發展、民族團結和邊疆鞏固建立了不朽功勛。中央對包括西南在內的幾個大區(新中國成立初期劃分行政區的單位)的歷史貢獻作出了充分肯定:“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大區一級行政機構代表中央人民政府領導和監督地方政府,對于貫徹中央政策,實施人民民主建政工作,進行各種社會改革運動,恢復國民經濟,以及在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中,都起著很重要的作用,都勝利地完成了它的任務?!蔽髂暇值拇罅块_創性工作,多次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高度評價。

堅決落實決策部署

推進區域發展國家戰略取得新成果

重慶地處祖國西南,四川盆地東部,長江、嘉陵江、烏江交匯區域,土地富饒,物資豐富,無論是革命戰爭年代,還是新中國建設及改革開放時期,都具有明顯的區位優勢,在推進全國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新中國成立以來,重慶堅決貫徹落實中央決策部署,充分發揮區位優勢特點,在涉及三線建設、中央直轄、西部大開發和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等區域發展國家戰略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20世紀60年代中期,中央實施的三線建設,是新中國建設史上一次至關重要的改變生產力布局的重大戰略部署,對以后的國民經濟結構和布局產生了深遠影響。重慶作為三線建設的中心城市之一,承擔了重要任務。三線建設壯大了重慶老工業基地的實力,形成了以國防工業、民用機械、冶金、化學工業為骨干,輕紡工業相應發展,門類較齊全的現代工業生產體系。三線建設時期,重慶修建多條公路、鐵路,形成了以長江黃金水道為主干的對外交通大動脈。這段時期,重慶交通狀況的極大改善,奠定了今天重慶在西南地區和長江上游地區交通樞紐的地位,同時也為重慶充分發揮經濟中心作用提供了必要條件。重慶也在這一時期完成了國家區域經濟結構調整任務,為國家安全作出了重要貢獻,奠定了重慶的長江上游經濟中心地位。

隨著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為解決我國現代化建設中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充分發揮重慶作為特大經濟中心城市的作用,進一步推動川東地區及西南地區和長江上游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黨中央決定設立重慶直轄市。重慶抓住直轄和西部大開發的歷史機遇,以辦好“四件大事”為重點,以建設長江上游經濟中心為目標,在承接國際和沿海產業向內陸地區轉移中發揮著樞紐作用,在我國經濟布局向內陸地區拓展中起到了戰略支撐作用,為助推中西部地區加快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重慶設立直轄市以來,經多年的發展,不僅自身的經濟、社會發展上了一個臺階,對長江上游乃至整個西南地區的輻射作用也逐漸顯現。

習近平總書記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為新時代重慶的發展掌舵領航、把脈定向,對重慶提出營造良好政治生態,堅持“兩點”定位、“兩地”“兩高”目標,發揮“三個作用”和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等重要指示要求。黨的十九大以來,重慶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城鄉一體化發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一區兩群”協調發展等一系列重大工作。在這期間,“一區兩群”協調發展穩步推進,主城都市區帶動作用進一步增強,“兩群”產業生態化、生態產業化發展態勢良好。重慶出臺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實施意見,獲批建設“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城鄉融合發展步伐進一步加快。與此同時,重慶城鎮基礎設施加快向農村延伸、公共服務逐步向農村覆蓋,城鄉區域發展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持續縮小。

持續深化改革開放

為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作出新貢獻

在實行改革開放40多年的歷史進程中,在黨中央的領導下,重慶從解放思想到實行改革開放,從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到城市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經歷了啟動對外開放、逐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努力建成長江上游經濟中心這樣一個逐步對外開放的過程。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重慶開始了對外開放的實踐與探索。1983年,重慶成為全國計劃單列市,同時成為有直接對外進出口權的內陸口岸,享有直接對外貿易以及利用外資、引進技術和設備等方面的權力,對外開放全面起步。

1992年,國務院批準重慶為沿江開放城市。與此同時,重慶出臺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若干實施意見,開展調整出口產品結構、拓寬國際市場、發展國際旅游、改善投資環境、擴大對內開放等各項工作,全市外貿進出口總額不斷攀升。

1997年,重慶成為直轄市后,通過建設綜合立體交通骨干網絡改善發展硬環境,通過環境綜合整治優化投資軟環境,充分發揮國家級開發區和區縣特色工業園區的龍頭作用,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新格局。

在全面對外開放過程中,重慶建成了我國第一個擁有“水港+空港”一區雙核的內陸型保稅港區——重慶兩路寸灘保稅港區。經過多年的不斷改革與調整,重慶兩路寸灘保稅港區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實現進出口商品在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聚集和輻射,對于充分發揮內陸開放高地的作用,推動重慶成為長江上游經濟中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黨的十九大以來,重慶主動從全局謀劃一域、以一域服務全局,培育內陸開放新優勢,重點推進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范項目、中國(重慶)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擴大西部陸海新通道、中歐班列聯程聯運等出海出境大通道建設,深入實施內陸開放高地建設行動計劃,不斷優化營商環境。

“十三五”時期,重慶開放通道持續拓展。西部陸海新通道通達96個國家、260個港口,中歐班列(渝新歐)累計開行超過7000班,國際航線增至101條。這一時期,重慶成為全國首個同時擁有港口型和陸港型國家物流樞紐的城市。同時,中新互聯互通項目、自貿試驗區、兩江新區等國家級開放平臺集聚了全市外貿進出口總額的80%、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60%,平臺引領帶動作用進一步增強。中國國際智能產業博覽會、中國西部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范項目金融國際峰會等影響力不斷增強,重慶開放型經濟發展實現了穩中提質。通過一系列持續深化改革開放措施,重慶在西部地區帶頭開放、帶動開放,已全面融入共建“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發展和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在國家全面開放新格局戰略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不斷加強組織建設

樹立黨的建設偉大工程光輝典范

中國共產黨自創建以來就十分重視黨的自身建設。中國共產黨從黨自身建設的特點和中國的國情出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建黨學說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形成了完整的中國共產黨建設理論,并以獨創性內容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的建設學說,成為指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黨在重慶的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歷史中不斷加強自身建設,形成了一系列在全黨有著重要影響的做法和經驗。

1926年4月15日,中共重慶地委成立不久,為解決黨內同志楊洵、童庸生之間的矛盾,楊闇公組織重慶黨、團組織10人召開批評會。會上,大家暢所欲言,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消除了同志之間的誤解與隔閡,達到了團結目的,這場批評會也成了民主生活會的良好典型。會后,重慶黨組織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大大增加,各項工作積極展開,取得突出成績,得到中央的肯定。這次會議,是重慶黨組織歷史上的第一次民主生活會,也是在全黨民主生活會制度尚未形成的情況下召開得較早的一次民主生活會,因此,重慶黨組織為加強全黨的建設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1943年3月,周恩來在45歲生日時,結合過去革命斗爭工作的經驗,進行總結和自我批評,在重慶寫下《我的修養要則》,提出“加緊學習,抓住中心,寧精勿雜,寧專勿多”,“要與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確的思想意識作原則上堅決的斗爭”等七條內容。周恩來從學習工作方法、自律自省、群眾路線、黨性修養等方面嚴格要求自己,并帶動南方局黨員干部開展整風學習。通過整風學習,南方局黨員干部斗志得到了激勵,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進一步增強。周恩來作為黨的高級領導干部,身先士卒,嚴以律己,在全黨樹立了光輝典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周恩來同志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一顆璀璨巨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面不朽旗幟。

1949年,重慶解放前夕,被關押在白公館、渣滓洞監獄的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在開展獄中斗爭的同時,從黨的內部尋找原因,對川東黨組織遭受大破壞的慘痛教訓不斷進行總結。共產黨員羅廣斌脫險出獄后,把同志們對黨組織的意見寫入《關于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并報送中共重慶市委?!秷蟾妗返谄卟糠譃椤丢z中意見》,共有八條,主要內容是:防止領導成員腐化;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斗爭的鍛煉;不要理想主義,對上級也不要迷信;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右跳到左;切勿輕視敵人;重視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嚴格進行整黨整風;懲辦叛徒、特務。

“獄中八條”充分體現出一群真正的共產主義戰士對黨披肝瀝膽、赤誠傾訴的真知灼見,是對加強黨的建設的理性思考,是他們用生命與鮮血留給黨的最后囑托,至今仍然閃爍著崇高的人格光芒。

中國共產黨在重慶百年的光輝燦爛歷程,經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全部過程。黨在重慶百年的歷史,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中華民族實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作出了重大貢獻。將重慶一域的生動實踐,置于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中衡量考察,可以進一步深化認識重慶在國家戰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更加堅定信心,自覺地肩負起新時代賦予重慶的新使命,努力在開啟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征程中作出更大的貢獻。

(作者系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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